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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总工程师姜鹏介绍：“宇宙中遥远天体发出的电磁波信号是十分微弱的，为了保证FAST实现有效的观测，需要台址具备非常优良的电波环境。为实现科学观测目标，必须减少常规干扰源，控制小功率干扰源，防止噪声背景恶化，预防偶发干扰。保持良好的电磁环境是FAST科学产出的重要基础条件。”

恰逢国庆长假，关于高速公路是否应该收费的争议又起。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把罗默的这篇小文重新拿出来读一下是有意义的。收费或许能减少人们开车出行的动机，但对于能忍受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拥堵的人来说，要收取多大的费用才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动机？我不敢想，也不知道那些收费的倡导者有没有想过。换个角度，即使你可以通过非常高昂的过路费让大家都不外出了，安心呆在家里看电视，那这样的道路通畅又有什么意义？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所谓价格机制的背后，又会掩盖多少交通规划的失败？收费的成本又如何计算？细思恐极！

疯狂的乌托邦罗默又要忙什么大事呢？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那么，香港的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呢？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伪造、编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登记，婚姻无效草案第八百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未到法定婚龄的；（四）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离婚冷静期”的时间为1个月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对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